减肥一个星期，克制又克制，然后突然在一个阴雨天失去理智了路边的一个德克士，吃了一顿，然后吃完的感想是这样，就像以下的内容，大概是这样的“ 就像在广州城中村里的xxx，白天在厂里打螺丝，晚上就窝在出租屋，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，异地恋，在一起很多年了，然后有一天女朋友给他说家里给她介绍了一个在财政ju上班的男人，比她大几岁，xxx说让她再等他两年，又过了几天xxx再给女孩打电话就不理他了，然后发微信跟他说分手吧，因为她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了，那个男的对她挺好的，而且女孩第一次发了朋友，染了指甲，穿的凹凸有致……xxx彻底失落了，从工厂下班以后，一个人在城中村里走走停停，突然在一个巷子里一个浓妆艳抹身着短裙的女人叫住了他，“帅哥洗头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竟然跟着这个女的走进了屋子里，那一刻他很长一段时间的委屈得到了发泄，从此以后他爱上了200块的爱情，他又开始相信世界的美好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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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完之后心里五味杂陈，就像那个在广州城中村生活的男人。他白天在工厂里埋头打螺丝，辛辛苦苦挣着微薄的工钱，晚上回到狭小简陋的出租屋，日子过得单调又疲惫。他有一个相伴多年的青梅竹马，两个人隔着距离谈着异地恋，满心期待熬出出头之日，以后能把女孩娶回家。
变故来得猝不及防，女孩告诉他，家里给她介绍了一个在财政局上班的男人，年纪比她大上几岁，条件优越。男人苦苦恳求，让女孩再等自己两年，他拼命努力，早晚能给她想要的生活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再拨通女孩的电话，那边已经无人接听。微信消息发来，是冷冰冰的分手，女孩说她已经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了，对方能给到她安稳富足的生活。
他刷到女孩的朋友圈，照片里的她变了模样，染了精致的美甲，换上凹凸有致的漂亮衣裳，活成了从前两人憧憬却遥不可及的样子。所有的期待轰然破碎，满心的爱恋和憧憬全部落空。
下班之后，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城中村的巷子里游荡，心里堵满说不出的委屈和不甘。昏暗的巷口，一个化着浓妆、穿着短裙的女人朝他招手，问他要不要洗头。他愣在原地，长久积压的失意与痛苦涌上心头，鬼使神差地跟着女人走进了屋子。
那一瞬间，积压许久的委屈得到了短暂的宣泄。从那以后，他沉溺于这两百块换来的短暂慰藉，好像又重新相信世间还存在所谓的美好。可热闹消散之后，剩下的依旧是无尽的空虚，就像我暴食完这顿德克士，嘴巴得到了满足，可内心只剩下愧疚和怅然，短暂的快乐过后，依旧要面对现实的煎熬。
之前的六天，我克制又克制，饿了就喝水，馋了就睡觉，刷到别人吃烧烤，都要赶紧划过去，仿佛多看两眼，热量就会顺着屏幕爬过来。
结果那天，天阴着，雨下着，路过德克士的时候，门正好被人推开了。
一股炸鸡味。
我的自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吃完以后，我坐在窗边，对着餐盘里的鸡骨头，产生了一种很难形容的感受。
非要说的话，大概是这样——
广州某个城中村里，住着一个叫阿强的年轻人，二十五岁，在厂里打螺丝。
他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出租屋。屋里一张床，一张折叠桌，空调是房东留下的，开起来比外面的摩托车还响。他一般舍不得开，洗完澡就坐在风扇前，跟女朋友打视频。
女朋友是老家的，两个人从读书时就在一起，算下来已经七年了。
视频里，她说今天又跟她妈吵架了，他说别气，周末买点好吃的。她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他把手机拿近一点，尽量不让她听见楼下的吵闹声，说：“过年肯定回。”
他手机备忘录里存着一笔账：每个月工资多少，房租多少，寄回家多少，还能剩下多少。
最下面一行写着：结婚。
有一天，女朋友打电话，说家里给她介绍了个男人，在县财政局上班，比她大四岁。
阿强刚下夜班，坐在床边，工服还没脱。
风扇对着他吹，吹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你再等我两年。”
电话那边没说话。
他又说：“我今年争取当上组长。”
她说：“阿强，我也不小了。”
那天以后，她接电话越来越少。后来是响到自动挂断，再后来，微信里只剩下阿强一个人的早安、晚安、吃饭了吗。
又过了几天，她发来一段话。
“我们分手吧。我跟他在一起了。他对我挺好的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”
阿强看了很久，回了个“好”。
过了一会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他要是欺负你，你跟我说。”
消息发出去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说了以后能怎么办。
晚上，他刷到了她的朋友圈。
她第一次晒了和男朋友的合照。新做的酒红色指甲，搭在男人的胳膊上，穿着一条很合身的裙子，腰是腰，腿是腿。桌上有鲜花，背后是阿强叫不出名字的餐厅。
他把照片放大，又缩小。
这些年，他手机里存着她那么多照片，竟然没有一张是这样的。
那个星期五，广州下了一整天的雨。
阿强从厂里出来，没回出租屋。他穿着工服，在城中村里走走停停，鞋里进了水，袜子湿乎乎地贴着脚。走到平时吃饭的快餐店门口，老板问他照旧吗，他摆摆手，又往前走。
拐进一条巷子时，有人叫住了他。
“帅哥，洗头吗？”
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妆画得浓，裙子很短，一只手扶着门框。身后的玻璃门上贴着褪了色的发型照片，里面透出暖烘烘的灯光。
阿强停下来。
女人看了看他湿透的肩膀，把门又拉开一点：“进来嘛，外面下雨。”
他愣了几秒，竟然跟了进去。
她说，两百。
阿强低头摸出手机。
屋里放着一部老电视剧，女人抽了几张纸递给他，让他擦擦头发，又随手把风扇转开了。
“淋成这样，也不打个伞。”
就这么一句话，阿强攥着纸，忽然有点抬不起头。
后来，门关上了。
那一小段时间里，厂里的催促声、手机里没回的消息，还有那句反复说过的“再等我两年”，终于都离他远了一点。
再出来时，雨还没停。
女人在身后说：“慢点走啊，地上滑。”
阿强应了一声，把工服拉链往上提了提。
走到巷口，他闻见炒河粉的香味，才发现自己饿了。他找了张塑料凳坐下，点了一份牛肉河粉，还加了两个蛋。
从那以后，他偶尔会去那条巷子。
发工资的时候，加班太累的时候，或者广州又下雨的时候。
他就这样爱上了两百块的爱情，甚至又开始觉得，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些美好的。
而那天，我坐在德克士里，吃完最后一块炸鸡，连手指上的调味粉都嗦干净了。
窗外还在下雨，柜台后面的店员问我要不要再加点什么。
我抬起头，忽然就懂了阿强。
至于减肥——
再等我两天。
之前的六天，我克制又克制，饿了就喝水，馋了就睡觉 ...
这不是豆包的风格吧，这个写的好
减肥第七天，我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张表格。
早上黑咖啡，中午鸡胸肉和西兰花，晚上一根黄瓜。食物被我分成克数、热量、碳水、蛋白质，像会计在做账。体重秤放在浴室门口，每天早晨我赤脚站上去，像等待审判。数字掉零点二，我能高兴一上午；数字涨零点三，我一整天都像被人欠了钱。那一个星期，我克制又克制，拒绝奶茶，拒绝烧烤，拒绝同事递来的薯片。晚上饿得睡不着，就躺在床上看吃播，看别人大口吃炸鸡、火锅、烤肉，屏幕里的油光像一种遥远的、不属于我的宗教。
第七天，下雨了。
南方的阴雨天有一种不讲理的湿。天空低低地压着，雨不大，却绵密，像谁把一整块灰布浸了水，拧不干，搭在城市头上。下班时我撑着伞，鞋子边缘湿了一圈，裤脚沾着泥点。我本来应该直接回家，煮那根早已在冰箱里等我的黄瓜。可就在路口，德克士的红色招牌在雨雾里亮着，像一只温暖的眼睛。
我站在门口，犹豫了大概十秒。
十秒之后，我推门进去。
炸鸡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那种油、盐、香料和高温混合的气味，几乎让我头皮发麻。我点了一个套餐：脆皮炸鸡、汉堡、薯条、可乐，还加了一个圣代。收银员问我要不要辣，我说要。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辣不辣，我只是需要一种强烈的、立刻的、不需要等待的东西。
我坐在靠窗的位置。窗外雨丝斜斜地划过玻璃，电动车披着雨衣穿过去，外卖员的箱子上贴着“准时送达”。我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咬下第一口炸鸡。
脆皮在牙齿间裂开，热油和肉汁一起涌出来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有。没有热量，没有体重秤，没有鸡胸肉，没有“再坚持一下”。只有脆、香、咸、烫。像一个人憋了七天的话，终于喊出来。第二口、第三口，我吃得越来越快。汉堡的酱汁沾到嘴角，薯条一根接一根蘸番茄酱，可乐里的冰块撞着杯壁。我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，突然看见水，明知道喝太急会呛，还是埋头猛灌。
吃到一半，我其实已经饱了。但我没有停。因为停下来，那种空就会回来。那种空不是胃里的空，是心里的空。减肥的人最怕的不是饿，是那种“我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生活还是没有任何奖赏”的空。于是我把剩下的炸鸡也吃了，把圣代也吃了。甜和咸混在一起，胃开始发胀，喉咙里泛着油味。
吃完，我摘下手套，看着托盘里的空盒、油纸、番茄酱包、皱巴巴的餐巾纸。雨还在下。玻璃上倒映出我的脸，模糊、疲惫、嘴角还有点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一个听来的故事。
或者说，不是听来的。是我脑子里自己长出来的。
广州城中村，有一个叫阿明的年轻人。
他白天在厂里打螺丝。流水线很长，灯很白，机器声轰隆隆地响。他的工位很小，手边永远堆着铁壳、螺丝、电动起子。一天十个小时，有时十二个小时。下班时，他的手指是僵的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。厂服上有汗味、机油味和铁屑味。他住在城中村的一间出租屋里，十平米，月租八百。握手楼挨得太近，对面阳台晾的裤衩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白天也要开灯，墙上有一片水渍，像一张褪色的地图。窗外是空调外机、电线、楼下麻辣烫的油烟。他的床挨着厕所，翻身时能听见水管咕噜咕噜地响。
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，叫小雯。两个人从初中就认识，一起走过田埂，一起在镇上的奶茶店门口躲雨。后来他出来打工，她留在老家，或者去了另一个城市。异地恋很多年。视频里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你攒够钱就回来。”他说：“再等我两年。”两年之后又两年。他的银行卡余额慢慢涨，可房价、彩礼、生活，也像涨潮一样往上漫。
有一天，小雯说，家里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。在财政局上班，比她大几岁，有编制，稳定，父母满意。阿明在电话这头愣了很久，说：“你再等我两年，就两年。”小雯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。她只是沉默。那种沉默比拒绝更让人害怕。
又过了几天，阿明再打电话，没人接。微信发过去，红色感叹号没有出现，但消息像掉进井里。晚上，她终于回了一条：“我们分手吧。他对我挺好的。”然后，他看见她第一次发了朋友圈。照片里，她做了指甲，亮晶晶的，穿着以前从来不穿的裙子，腰是腰，肩是肩，凹凸有致。她站在那个男人旁边，笑得很稳。那个男人手腕上有一块表，身后是一辆车。阿明把照片放大，又缩小，又放大。他看了很久，直到屏幕暗下去。
那天他从工厂下班，没有回出租屋。他在城中村里走走停停。巷子很窄，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，脚下是湿漉漉的青石板。麻辣烫的香味、下水道的臭味、洗发水的香味混在一起。有人在打麻将，有人在吵架，有小孩在哭。他走到一条更深的巷子，粉红色的灯亮着，门半开。一个浓妆艳抹、穿着短裙的女人叫住他：“帅哥，洗头吗？”
他愣了一下。
他本该摇头，本该走开，本该回到那间十平米的出租屋，躺在床上刷手机，直到睡着。可他竟然跟着那个女人走进了屋子。门关上，外面雨声、麻将声、电视声混在一起。他没有说自己的故事，她也没有问。那一刻，他很长一段时间的委屈、不甘、自卑、愤怒，像被戳破的气球，砰地一声，全泄了出来。
后来，他出来时，巷子还是那条巷子，雨还是那样的雨。他站在粉灯下，忽然觉得世界没有那么重了。他花了二百块。二百块买不到爱情，买不到未来，买不到小雯回头，但买到了半个小时的“不用想”。从那以后，他爱上了两百块的爱情。他又开始相信世界的美好了。
我知道这故事听起来很荒唐，甚至很脏。可坐在德克士窗边的我，忽然觉得，我懂他。
我减肥的一个星期，像阿明在厂里打螺丝的一年又一年。我克制、计算、忍耐，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，再瘦一点，生活就会奖励我。可阴雨天一来，德克士的灯一亮，我就像阿明走进那条巷子。炸鸡不是爱情，汉堡不是未来，可乐也不是救赎。它们只是二百块的爱情。它们廉价、直接、不要求我变好，只要求我付钱。吃完之后，世界没有变好，体重也不会原谅我，但那一刻，我的委屈确实得到了发泄。
我坐在那里，胃胀得难受，心里却有一种奇怪的平静。像一个人哭完之后，鼻子还堵着，但胸口松了。窗外雨还在下。德克士里有人在打电话，有人在哄小孩，有情侣分吃一盒薯条。我把最后一口可乐喝完，冰块已经化了，甜味变淡，像所有短暂的安慰，到最后都只剩一点水。
我想，明天早上我还会站上体重秤。数字大概会涨。我会后悔，会骂自己没用，会重新吃鸡胸肉和西兰花。也许我还会继续减肥，也许不会。但至少今晚，我不想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失败的人。人有时候不是败给了炸鸡，而是败给了那种“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是这么难过”的瞬间。
阿明后来有没有再遇到小雯？我不知道。也许她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朋友圈里全是岁月静好。也许阿明还在城中村，白天打螺丝，晚上偶尔走进粉红色的巷子。他相信的世界美好，是假的，是暂时的，是两百块买来的。可如果没有那两百块，他可能连第二天起床的力气都没有。
我走出德克士，雨小了一点。纸袋被我扔进垃圾桶，油渍渗出来，像城中村水洼里倒映的霓虹。我撑开伞，慢慢往家走。胃里沉甸甸的，像装了一块石头。但我知道，那块石头不是炸鸡，是我一直不肯承认的疲惫。
阴雨天总会过去，体重秤上的数字也会变。可人活着，有时就是需要一顿德克士，需要一条粉红色的巷子，需要一个不问缘由的地方，收留那个已经撑了很久的自己。
哪怕只有半个小时。
哪怕只有二百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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